费辉已一个多月没回家了。

　　这位上海崇明巴士公司的机务员，接到转运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的任务，把他们从长兴岛送至嘉定指定隔离点。

　　3月25日，通知家人后，费辉和5名同事住进指定酒店，开始24小时待命。

　　任务最多时，6个人一天总共跑了23趟，截至目前，他们已经转运超过3000人。费辉有时晚上10点接到任务，半夜两三点到达目的地，回到长兴岛时已早上八九点，稍作调整，又要再次出发。

　　“现在几乎没有空余，除了基本的睡眠时间，都在路上。”费辉说，转运严格执行防疫措施，这辆巴士专门改造过，驾驶室和车厢用了玻璃隔断，司机全程和乘客没有接触。

　　转运无症状感染者，每天要和病毒打交道。费辉跑完一趟回到酒店时，能感觉到周围的人“躲着走”。他很理解，语气轻松地说，“担心感染很正常，我们都习惯了”。他相信，只要做好防护，自己不需要担心。

　　防疫要求严格，转运司机必须穿戴全套防护服，佩戴口罩、手套等，为减少空气交换，车内不允许开空调、开窗。4月初，上海气温攀升，外面30摄氏度时，驾驶室有35摄氏度，防护服里面能达到50摄氏度。

　　“像在蒸笼里开车。”费辉形容，“有时候汗水把眼睛糊住了，脱下衣服，不用拧，能滴出水。”他手套里也都是汗水，双手皮肤被浸泡得泛白起皱。取下口罩时，可以看到他脸颊旁被勒出的两道红印。

　　尽管大量出汗，费辉却不敢多喝水。出一趟任务短则六七个小时，长则十几个小时，其间没有机会上厕所，他和同事都穿着“尿不湿”。谈到这里，他笑了，“刚开始还觉得不好意思呢”。

　　每次出发，他的驾驶时间并不长，1个多小时，等待才是“枯燥和煎熬的”。转运无症状感染者时，出发点和目的地工作人员需要一个人一个人地交接，挨个核对信息，上车对号入座。“等两三个小时是正常，等半个小时是超级幸运。”费辉说，等得久了，车上已落座的人也会焦虑。“看不清他们的脸，感觉都有心事，毕竟是离开家的人。”

　　这位司机记得，有一个三四岁的小男孩，一开始嫌热不肯上车，随行的母亲承诺给他买“奥特曼”玩偶，他就听话了。“很乖，戴着口罩坐在车里，一路上也没闹。”费辉一直担心小男孩的期待落空，隔离的方舱医院买不到“奥特曼”。

　　绝大多数需要转运的人员都很配合，一路上，车厢里总是安静的。费辉偶尔透过车窗听见救护车的警笛声，“心会一紧”。他不习惯车外空荡的上海，想念“车厢被挤满”的日子。

　　这位老师傅开了35年巴士。在往常的日子里，“上下班的时候人最多”。他回忆，春天，透过车窗，经常可以看见戴耳机跑步的年轻人和遛狗的老太太。他偶尔也注意到，有怀抱鲜花的女孩等在斑马线处，有举着自拍杆的外地游客对着镜头笑。巴士经过长兴岛郊野公园时，那一站的乘客大多拎着一袋当季的水果。每次车进站前，都有乘客探着头等待着，开门后涌进车厢。

　　而现在，费辉每天奔波在隔离点和转运点间，途经的店铺大多关闭，曾经门前排长队的网红奶茶店拉下了卷闸门，门口不再有牵手年轻情侣。有的街道口拉着长长的封条，几乎没有路人，也碰不见什么车，只有几辆保供和转运的车辆运行着。“我的乘客也都是无症状感染者，大家戴着口罩，隔位而坐，手里抱着卷起来的铺盖，没有人讲话。”

　　费辉记得，去年，上海花博会复兴馆周围“一片五颜六色的花海”，而今年4月4日，复兴馆方舱医院开始接收新冠肺炎轻症和无症状感染者，为了引导转运司机不走错路，道路旁插上了“五颜六色的彩旗”。

　　即使不会遭遇堵车，也不用留神突然窜出来的电动车，费辉驾驶转运车时，依然精神高度紧张，因为“转运工作，安全是第一位的”。

　　开车前和停车后，他至少花15分钟围着巴士转一圈，检查轮胎、车灯、反光镜、制动是否正常，这也是他多年来养成的工作习惯。夜间光线差，视线模糊，他“生怕有一点意外”，就挺直腰板，脖子前倾，透过防护面罩仔细辨认路况。

　　将无症状感染者安全转运到方舱医院后，费辉和同事会回到长兴岛的隔离酒店里，而巴士需要开到隔离点由专业人员进行消毒，不放过座椅、车厢地面和各个角落，两个小时后才能继续转运。驾驶室也存放两瓶消毒喷剂，司机更换防护服前喷洒。

　　刚开始工作时，费辉没什么头绪，“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任务”。现在，他已经能调整好心态，“把紧急的任务当作平常的工作来做”。这项工作强度很大，他则显得很乐观，相信“结束的那一天总不会太远”。

　　在私下的聊天中，费辉的同事称这次任务为“生命摆渡”，他面对这个词时，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但他坚持认为，“大家互相鼓励，才能撑下去”。

　　这不是他第一次执行转运任务。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开始席卷全球，他负责将回国抵沪人员从浦东机场载到崇明的隔离点。他回忆，3月27日，他傍晚6点接到紧急任务，穿好防护服后在机场一直等到凌晨两点。那时国内外航线几乎全部暂停，机场冷清，见到回国的12个同胞后，他一边安置行李一边安排座位。他观察到，有乘客虽然疲惫，但心情轻松，有人无意间说了一句“终于回家了”——他听完觉得，“一夜的等待都是值得的”。

　　两年后，他再次承担转运任务。比起来，上海这一轮疫情，“需要转运的人更多”。

　　休息时，费辉会和同事在群里聊聊天，给家人报个平安，说说不远的退休生活。他已经59岁了，最喜欢发“呲牙笑”和“奋斗”的表情符号。

　　“有时一边转运患者，一边就看到天亮了。”费辉觉得清晨让人心安，能看到天空慢慢亮起来。他期待任务结束后、巴士再一次满载乘客的那天——“他们手里拿着风筝、飞盘和水果，而不是一卷铺盖。”

　　罗宜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