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后，中国留学生的日子怎么过？身处德国莱比锡的周倩仪、美国纽约的邢淅璇、法国巴黎的董永晟、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朱效民、美国蒙大拿的楼佳凯在海外直面疫情冲击。腾讯视频的纪录片《一次远行》通过16个月的跨国拍摄，记录了五个人的珍贵时光。

近日，《一次远行》监制、腾讯在线视频节目制作部A4工作室负责人朱乐贤，以及该片导演吴学竞，接受了羊城晚报记者的采访。

五位中国留学生的异乡故事

两年前，腾讯视频开始策划《一次远行》。朱乐贤回忆：“当时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我就在想，异国他乡的留学生该如何工作、学习？当时取的题目叫《留学一年间》，想拍大四留学生毕业那年的故事。”但由于许多学校采用上网课的方式教学，朱乐贤不得不改变思路。于是，制作团队将表达重点从关注留学生的学业，调整至关注他们的生活，着手通过网络征集故事。经过16个月的拍摄，近两年制作，最终呈现出正片里五位中国留学生的故事。

周倩仪

《一次远行》的第一位主角是梦想成为科学家的广东女孩周倩仪。2017年，周倩仪辞掉工作前往德国，到莱比锡大学重读本科，学她心爱的物理。2019年11月，她开始频繁呕吐，肚子持续肿胀，随后确诊胃癌晚期。周倩仪选择留在德国接受治疗，同时写毕业论文。一次复诊后，德国医生告知她无法安排手术治疗，她便回国寻找新的治疗方案。她和家人先去上海，再回到广州，为着“活下去”坚持配合治疗。周倩仪曾嘱托弟弟，在她走之后，如果天文学和物理学有了新发现，一定要告诉她。

邢淅璇

第二位主角是爱在纽约皇后区合租公寓的天台上做白日梦的女孩邢淅璇。主修比较文学、法语、戏剧的邢淅璇，2020年从美国布林莫尔学院毕业。在申请到加州艺术学院表演专业研究生后，她要等到2021年才入学。她在纽约感染了新冠。她想表达疫情下的孤独与无望，让人们更加勇敢和团结。几经周折，她在天台上演了一出戏，叫《天台梦游》。

董永晟

第三位主角是留法男孩董永晟。本科毕业后，他来到法国巴黎第十三大学学习旅游管理专业，并于2016年与友人在巴黎创办了旅行社。没想到，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全球旅游业进入寒冬，旅行社被迫关停。在患上抑郁症后，董永晟开启“自救”，寻觅转行机会，试着做摄影，之后开了一家儿童摄影工作室。他说：“路走不通的时候，还有其他的路可以走，总好过你停在那儿。停在那里的话，就永远到不了。”

朱效民

第四位主角是抱着世界和平理想来到以色列的朱效民。2020年，朱效民来到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学习“冲突解决与调解”专业。2021年夏天，即将毕业的朱效民在巴以地区开启了一段特殊旅程。他走过戈兰高地、加沙地带及耶路撒冷。他在旅行日记中写下一段话：“我知道，这不过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旅程，复杂的边境，失控的街头，不同的选择，真实世界才展开一角，答案还在风中……”

楼佳凯

第五位主角是迷上美国西部生活的楼佳凯。他是蒙大拿大学唯一的中国学生，也是新闻系唯一的留学生。2019年初，由于课程需求，正在上大三的楼佳凯需要独立完成一个长周期纪实拍摄任务。他来到蒙大拿的牧场，在淳朴牧民的帮助下，拍摄了纪录影片《﹣32℃》，作品还获了奖。2020年6月，回国机票价格因为疫情水涨船高，楼佳凯决定先留在美国工作，受聘为蒙大拿大学的视频总监，承担学校官方活动的拍摄任务。2021年，他决定回国。

对于这五位背景、性格截然不同的中国留学青年，他们的“远行”都指向着不同答案。朱乐贤表示：“我们希望提供可供观众参考借鉴的人生样本，通过这部片子能够让观众看到自己，发现生活的意义，并思考‘我们究竟该怎样过好这一生’？”朱乐贤表示，通过两年的观察，他发现真正甘愿躺平的留学生极少，“每个人都想过好自己这一生，躺平也多是暂时的”。

对话

“一个对生命有着坚定理想的人，应该能鼓励观众”

吴学竞

2021年9月，周倩仪因病离世。她的故事，让无数观众破防，在社交网络引发热议。周倩仪虽然遭遇了病痛折磨，但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依旧炽热地活着，追寻着自己的天文物理梦：“我们都是星尘，其实星星死了都会爆炸变成下一代星系的原材料，这是很浪漫的一个说法。”

羊城晚报：为什么要把周倩仪的故事排在第一个播，而且用了两集的篇幅？

吴学竞：这个故事我们拍得比较长，从德国跟到周倩仪回国，保证了故事完整性。这部系列纪录片的体量是每集30-40分钟，为了统一整体观感，我们把她的故事做成了两集。把她的故事放在第一个播也是出于故事的完整度考虑，同时这个人物非常出彩。我们也想通过周倩仪的故事，为这部片子定个调。

羊城晚报：你们希望定的调是什么？

吴学竞：我们希望把留学生故事的外延打开一些。我们拍摄过程跟最初的预设相比有些跑题，没有过多关注他们的学业生活，以及特别单纯的学生状态，可能更偏向于讲述一个20岁左右年轻人的人生故事，但背景是异国他乡，人物身份是学生。另外，这部片在剪辑方式和叙述方式上，跟传统纪录片有点区别，我们希望故事讲述更剧情化，主人公视角更强。

羊城晚报：你觉得周倩仪的故事在社交平台引发极大反响的原因是什么？

吴学竞：它涉及生死，对所有人的冲击力都会更强，这是很直接的因素。此外，周倩仪本人确实是个很有魅力的、有生命力的人。观众看到一个对生命有着坚定理想的人，应该也是对他们的鼓励。

羊城晚报：周倩仪在德国时与男朋友的爱情故事是一条线索，为什么回国之后，这条线索中断了？

吴学竞：值得被看到的内容，都放出来了。她回国之后跟男友的交流，是她希望更属于自己的那部分，所以我们在拍摄上没有强化这点。在纪录片拍摄过程中，双方不只是拍摄者和被拍摄者的关系，每个人都有自己需要被适当保护和隐藏的一小部分，这应该被尊重。

羊城晚报：周倩仪的弟弟看到片子之后，给了你哪些反馈？

吴学竞：我们拜托她弟弟看了，但是他应该没有给他爸妈看。可能对他们来说，面对这件事还是会有一定的压力。她弟弟看完之后，尽在不言中。我们给周倩仪德国的同学也发了片子，德国的朋友、同学还给她办了一次追思会。一个朋友走后，能被纪念、被记住，对于身边的人来说，还是挺大的安慰。

“摄影师一个人面对所有人物的变化、情绪的起伏”

今年上半年，腾讯视频开启了系列纪录片“人间真实”片场。其中包含五部纪录片：有关注95后少年成长的《真实生长》、关注中国留学生海外生存实录的《一次远行》、关注亲子家庭和女性的《了不起的妈妈》、首档“婚姻家事律师”纪录片《亲爱的敌人：婚姻家事律师实录》、跟拍儿科科室日常的《大象出没的地方》。其中，《一次远行》是唯一一部大规模海外拍摄的纪录片。疫情之下，海外拍摄给制作团队带来了不小挑战。

羊城晚报：如何实现海外拍摄？

吴学竞：因为疫情影响，我们的导演组都没法出国，只能在当地找摄影师完成，远程沟通拍摄。我们之前有国外拍摄的经历，会储备合作过的摄影师资源，同时也会调动可以利用的资源，比如找主人公的朋友拍一些应急场景，或者进行补充拍摄。

羊城晚报：这也是观众反馈拍摄技术参差不齐的原因吧？

吴学竞：对。美国的影视工业比较发达，法国学艺术的人多，成熟的摄影师比较好找。拍以色列的故事就没得选，能找到摄影师就已经是胜利了。与朱效民同行的以色列人阿龙是他的好友，也是此次旅行的向导、司机及摄影师。

羊城晚报：16个月的跨国拍摄，有没有让你至今感受到冲击的事？

吴学竞：有一些细节。拍摄周倩仪那集时，因为选题的特殊性和人物敏感的状态，所有人都顶着压力。在德国负责拍摄的蒋丁老师经常感到自己要一个人面对人物的变化、情绪的起伏。有一次，我工作到凌晨2点多下班，回到家快4点了，他跟我说“拍不动”了。类似的情况不少，我们只能远程给他们一些建议，然后调整、重启。

羊城晚报：你们当时应该拍了不止这五个主人公吧？

吴学竞：执行拍摄的故事有20个左右。比如我们在法国拍了三四个主人公，最后只有董永晟的故事完成了。

羊城晚报：拍摄中断的原因通常是什么？

吴学竞：一类是事件进展跟我们预想的差别较大，变成一个特别冗长、平常的生活状态的故事，继续拍下去的必要性不大。另一类是主人公的选择和客观条件限制。例如，在德国留学的博士夫妇的故事，这对新手爸妈面对疫情、学业、育儿压力，生活被安排得很紧凑。后来，因为柏林疫情严重，再加上爸爸的学业很忙，无法继续执行拍摄，挺遗憾的。我们把一些松散的、中断拍摄的故事做成了番外篇，也能让观众看到中国留学生群体更丰富的图景。

“‘报喜不报忧’可能是中国人共通的性格”

董永晟在片中讲述了他初到法国留学时的打工经历：他一个晚上要洗2000个盘子，洗到两手过敏，被刀叉划伤三四十处，最后比洗碗机洗得还快。有一天，他去倒垃圾，被突如其来的大雨淋湿全身，就在那时，妈妈给他发了一条信息——累了就回家吧。这时，雨突然停了，天上出现了一道彩虹。董永晟在看到彩虹的瞬间热泪盈眶，告诉妈妈“不行，我还不能回去，因为我给自己定的目标还没有达成”。每个选择远行的中国留学生，都在寻找自己远行的意义。对于纪录片制作者而言，也是如此。

羊城晚报：陈晓卿说留学生的家长要慎重观看《一次远行》，你认同吗？

吴学竞：我认同。我们也在讨论，许多父母看完这部片子可能都不愿意让孩子出去了，因为太苦了。董永晟告诉我，他在片子里说的好多话，从来没跟他爸妈说过。“报喜不报忧”可能是中国人共通的性格。大家都挺坚强的，都觉得可以靠自己渡过困境。

羊城晚报：“这部纪录片展现的是中国留学生的孤勇青春”，你如何看待这种概括？

吴学竞：留学生在国外一个人面对生活、学业、陌生的社会。这两年，疫情又增加了一重考验，同学间的往来会变少，同时还有一些舆论压力，他们需要面对生理和心理上的孤独感和挫败感。

羊城晚报：就你这两年的观察，激励他们勇敢前行的原因是什么？

吴学竞：一个人如果内心对自己有更大的要求、对人生有更明确的目标，真的面对困难境地时，都可能像片中的主人公一样，努力往前走。真正躺平的人还是少数。

羊城晚报：你在做这部纪录片前，会不会在心里给中国留学生贴标签？做完后，想法有改变吗？

吴学竞：我们最早选题时，的确会有更标签化的分类，例如，是不是要找一个一流大学的学霸？是不是要找一个学习观众无法理解的专业的人？但实际做下来，我们发现，当你把一个很具体的人讲得完整、生动、充分的时候，标签本身的意义没有那么大。就像看完周倩仪的故事，观众不会简单地把她理解成抗癌女孩。

羊城晚报：拍完片子后，你们和主人公还保持着联系吧？

吴学竞：对的。朱效民和楼佳凯都回国了。效民专业特殊，找了一份对口的工作。佳凯目前还在调整，处于自由职业状态。董永晟的困难还没完全解决，但人生之路还得往前走。邢淅璇在加州读研究生。他们告诉我，很多网友的留言，鼓励了他们。

羊城晚报：跟随这部纪录片两年，你有哪些收获？

吴学竞：拍摄、制作这部纪录片的两年，正好是遭遇疫情的两年。疫情对影视、媒体行业冲击很大，但我挺幸运有这件事做，每天打卡剪片子，也不会想别的事。现在，我又开始焦虑了，就像打游戏打到通关之后，突然有点怅然若失，不知道该干什么。所以，我先等等。

(文/记者龚卫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