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桥镇五四村是一个“城中村”，村中建厂，厂中有厂，外来务工人员相对集聚。自此轮上海疫情暴发以来，因历史遗留的各种复杂问题让这个平静的村庄，逐渐成为了“风暴点”。

这个仅有0.8平方公里的行政村，下辖5个村民小组和39家企业，共9000余人，其中外来务工人员7900人，占总人口的88%。本轮疫情暴发后，感染人数居高不下，最高单天确诊病例106例。这让12名在各处“救火”的基层干部，在经历了50多天超负荷工作后，逐渐难以招架。与此同时，一场拔点攻坚行动也在嘉定全区同时展开，一群由江桥镇党委组织的“追阳人”临危受命，第一时间奔赴“点位”。

挺过这个极限，就是胜利的终点

4月18日晚，五四村得到了多方支持，以点位指挥长张国民等5人组成工作组，从增建村紧急驰援五四村。“18日，增建村连续2天全员核酸检测结果阴性，意味着我们结束了连续25天的驻点工作。当天晚上19点左右，接到镇党委书记电话，说要紧急驰援五四村。”张国民说，“当时大家的身体和心理其实都已经十分疲惫。但是，江桥是我们的家乡，江桥人义不容辞。”

仅仅30分钟，张国民和同事们就直奔五四村。随后的几天里，点位上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增加到了93人。这一系列的增援动作，给五四村的基层干部和群众带去了强烈的信心。当晚，五四村一位年轻的干部在汇报工作的最后，哽咽着说道，“我们每天忙到凌晨3点睡觉，清晨5点就要准备新一轮的核酸检测。做了那么多，换来的却是不断增加的阳性病例和村民的不理解……”50多天的连续高强度作战，让这位年轻的村干部，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在张国民看来，村干部的体能与信心已经到了极点，50多天满负荷、超负荷，几乎24小时连轴转工作。作为点位指挥长，他必须要给战友们鼓劲加油，给他们信心，才能激励他们。所以，张国民用自身跑马拉松的经历，来鼓励自己的战友：“撞墙期”后就是胜利的冲线。

“我是一个跑马拉松的，我深深知道目前五四村的疫情，就好像在跑一场全程马拉松。现在已经到了马拉松最艰难的35公里‘撞墙期’了。我不断地告诫自己和我的团队，顶一顶，再顶一顶，挺过这个极限，42.195公里的终点就在眼前了，胜利就在眼前了。如果顶不过去，就会前功尽弃。”张国民说，“我们努力拼命工作，村民们看在眼里。我们每天在重灾区走街串巷时，一直在给村民们信心，这个时候信心比黄金更重要。”

摸清底数，用数据说话

“配药难、就医难、保供难……大量的工作已经超出了一个行政村的能力极限。每天村委会的电话24小时都有人拨打，还有很多电话根本打不进来。”江桥镇五四村党总支第一书记顾华杰介绍说，“每一个村干部都在一线，人手不足是最大的难题。”

好在拔点攻坚工作组进驻后，人手方面的捉襟见肘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我们驻点后，第一件事就是成立数据分析组，排摸全村信息，并对所有数据进行分析。”张国民说，“与增建村等纯农村不同，这里是江桥镇最大的城中村，村里有大量的企业厂房，厂房里还有宿舍。这里居住着大量的本地人和租客，人员结构复杂。我们必须第一时间掌握‘火点’，及时作出有效的应对。”

为此，工作组调配了熟悉数据分析的工作人员，对于每天的动态信息制作日报。在第一份日报出炉后，根据实际情况，工作组将所有工作细分成了指挥组、生活保障组、核酸检测组、物资保障组、后勤保障组等11个工作组，并推出12条“最严公约”，开展村级防疫工作。

“抓好数据分析，对于研判疫情走向非常重要。每天进行数据分析，疫情的趋势、病例出现在哪里、出现的原因、漏洞在哪里，从而寻求补救的措施。”张国民介绍，11个工作组每天会在吃早饭或是晚上贴核酸码时碰头，交流工作得失，进一步改进工作方法。

工作方式的改变，让五四村有了新变化

随着工作组的驻点，时间和经验上的累积，让五四村正常运转逐步有了新秩序。

作为物资组组长的徐超，每天睁开眼睛想的第一件事就是保供。在他的工作手机上，一连串的数字就是他每天所需的物资“耗材”，小到消毒片和棉签，大到帐篷和支架，他就是五四村的物资“大总管”。

“我原来是从事纪检工作的，第一次负责防疫工作，一上来是有些生疏，因为从来没有调配那么多的物资的经历。”徐超说，“工作组里的每一个人都在不断地打破自己的舒适圈和知识领域，都在竭尽全力做好力所能及的事。”

特别是徐超和同事们重新调整后的采样路线和流动采样方式，将厂区分为四个板块并分组采样。4月27日，五四村全员完成检测时间缩短了3个小时。很多村民在采样中说，“今天的排队时间变短了。”

而在顾华杰看来，城中村最大的困难在于基础设施陈旧。这里80%的村民没有独立的卫生间，厨房也是共用的。全村一共设有5个公共厕所，平日里供村民使用。

但是疫情在五四村暴发后，公厕成为了人员最为集中的场所。“工作组驻点后，我们提出了好几个关于厕所使用的防疫方案。比如，每家发放塑料马桶、分时段使用、安排志愿者全天候消杀等等。”顾华杰介绍说，最终，村里决定采用最严密的公厕管理方式：村宅内5个公共厕所，每一个公厕安排2人24小时看守，对上厕所的每一个人进和出两次消毒，另外再安排4个保洁员随时清洁卫生。

“虽然这样十分繁琐。但是，在当下最有效，也是最可靠的管理方式。”顾华杰说，“通过和村民的沟通，这样的方式也缓解了村民心中对于病毒传播不确定因素的焦虑。”

此外，工作组出台的12条“最严公约”，严格消毒消杀，每天上下午各4次对村宅大环境大规模消杀。在转运相关人员之后，专业消杀队进楼道进房间消杀。每家每户分发一个喷壶和一瓶消毒片，指导村民自行随时消杀；在垃圾管理方面，村宅内清洁工每天2次道路清扫，4次垃圾清运，并做好生活垃圾消杀工作；部分点位发放塑料马桶、垃圾袋，防止粪便传播；下水道、污水道及时疏通并消杀等。

让熟悉村情的干部腾出双手

在工作组的牵头之下，几项原本村干部根本没精力做的事情又重新提上了议程。

“比如与村民的信息沟通，协调重点区域的消杀和垃圾的清运，给不愿转运离村的村民做思想工作……”顾华杰说，“村民的不配合源于对于未知的焦虑、恐慌和不解。明确人员分工细化后，基层干部就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面对老百姓做工作。”

在顾华杰看来，1000个人就有1000个家庭的故事，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如何让这些故事不再因为疫情变成“事故”，关键在于沟通。

让顾华杰记忆犹新的是，有一个10岁大的孩子跟着爷爷奶奶被封控在村宅内，父母则封控在自己所在社区中，不巧的是，这对老人相继确诊阳性，留下这个未成年孩子为密接，因为担心孩子，老人们坚持不肯前往方舱。为此，他前后联系了孩子的父母、所在社区和定点医院，一切安顿好后，这才成功劝说两位老人前往方舱。

“在工作组下沉之前，我们每一个村干部都是超负荷工作，疫情最严重的那几天，每天就睡两三个小时，实在没有精力做其他事情。”顾华杰说，“工作组下沉后，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让我们坚持到了现在，也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截至记者发稿前，江桥镇共计安排5个“拔点”工作组、32名区、镇两级下沉干部，先后深入五四村、星火村、富友嘉园、江桥二村和大宅风范城，与村居干部同吃同住同工作，“一点一策”强力推进“两村三居”的拔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