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必定会造成伤亡，其虽残酷无情，但也总是有人可以从中获利，故而不愿战争结束。近来的国际局势就是典型的例子：虽然死伤无数，千万人流离失所，但期盼战事持续不止者，仍大有人在。防疫如同作战，疫情造成的死伤也不亚于真正的战争。而在防疫战争中自然也有其获利者，对这些获利者而言，防疫战争自然也不能轻易落幕。

随着疫苗接种的普及化、抗疫药品推陈出新，以及变种病毒日渐弱化等因素，从2020年开始的全球抗疫大战早已出现改变。就法制面而言，早自2021年下半年起，已有不少国家和地区结束特别的紧急状态体制，恢复常态法制。例如法国自2021年7月10日正式终结为对抗新冠肺炎的《公卫紧急状态》，日本也自2021年10月1日起全面解除紧急事态宣言。 就具体防疫措施而言，丹麦、挪威、瑞典、英国等国自2022年2月起，纷纷解除大部分的防疫措施，明白揭示“与病毒共存”的公卫政策。邻近的韩国除了解除大部分的防疫措施外，更自2022年4月中起将新冠肺炎降级为如同肺结核的“第二级传染病”。

在“与病毒共存”之声于世界各地响起之际，蔡英文于官邸提出“非全面清零”，亦非“与病毒共存”而放任病毒肆虐；而是“重症求清零、有效管控轻症”的“新台湾模式”。行政机构已于4月15日函请民意机构同意将即将到期的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及纾困振兴特别条例及防疫特别预算再延长一年，而民意机构最大在野党对于此延长案竟表示“将会强力支持”。民进党不愿“与病毒共存”的表面理由甚多，从防疫公卫考量到选举人才布局等，不一而足。至于“在野党”竟也强力支持，其算计为何？ 实非常人所能理解。

回想两年多前疫情爆发之际，台湾岛内已有台湾地区领导人应依“宪法”发布紧急命令之声。蔡英文断然拒绝的理由是相关防疫措施皆有法源依据，没有必要发布紧急命令。 相较于光特朗普就发布七次国家紧急状态，日本政府四次发布紧急事态宣言，法国政府两度发布公卫紧急状态等事例，台湾自始不曾进入“紧急状态”。“紧急状态”顾名思义就是一种法制上为因应社会危急情境的特殊状态，其最主要的特征就是例外地允许行政权享有常态法制下所无之权力，并可能因之而限制或剥夺民众之权利。正是因为紧急状态既有其急迫性与必要性，又有其危险性，所以各地法制皆承认其存在，但予以严格控制；仅允许其短暂存在，不容其不断延展，将例外状态常态化。

台湾虽未发布紧急命令，但却透过传染病防治法与前述防疫条例达到行政权专权的例外状态。 举凡强制口罩令、居检或隔离相关措施、各类集会禁止，营利与非营利活动之限制、防疫药品与物资之采购、生产与贩卖，乃至公家征用、个人足迹强制登录与揭露、疫情信息之散布、疫苗选择与施打顺序等，从人身自由权、财产权、工作权与营业自由、言论自由与健康权等，无一不受民进党当局严厉管控。更遑论透过防疫条例，除了空泛概括的行政空白授权之外，更有不受常态预算法限制，天文数字般的庞大特别预算可资运用。面对防疫战争，民进党因防疫法律而权、钱饱满，其自然是这场防疫战争的最大获利者。“与病毒共存”无异于宣示疫情趋于常态化，必须回归常态法制。若此，在特殊例外法制下得以恣意挥洒权与钱的空间不再，民进党怎么会愿意？

如果能看透这点，疫苗迟迟买不到，筛剂到处缺货，抗疫药品不足等诸多落后准备情事也就不难理解。如果疫情能被有效抑制，乃至最终流感化，民进党当局现下所享有的特别权力皆将顿时失所附丽。故若能操控疫情在可忍受范围，并让例外状态持续延展，最好能延展至2024年“大选”年后，应是民进党最理性的算计。在此思考下，“在野党”强力支持防疫条例延展的思考逻辑，实属高深莫测，凡人不解。

当大家必须排队实名买限量口罩或快筛试剂，无数人无辜地被送防疫旅馆或被要求居检，违反防疫规定者则被重金裁罚，而守法的代价则是让两岁儿童苦等防疫救护车不能即时就医而丧生，这些防疫日常已令人麻木。当指挥中心不断地推出各种令人眼花撩乱的滚动式防疫措施，从宣示台当局到地方应作法一致、步调一致，到应“自主应变”，乃至“把钥匙丢下楼”，全民必须每事问，形同失能而不再自主。彷佛全台一起在玩“老师说”的游戏，民进党当局扮演“作之君、作之师”的角色。 在此情况下，民进党当局怎愿与病毒共存，逐步恢复常态法制生活呢？

（本文为台湾媒体人贺久高发表于雅虎论坛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