斑马就像是个矛盾体，胆小而暴躁，稍稍触动其紧绷的神经，它们就会陷入一阵“躁郁”。

从与人类保持的距离来说，斑马是不得“近身”的动物，60米之内有风吹草动，斑马就会察觉，对方与自己的距离达到35米，斑马拔腿就跑，如果是在人迹罕至的野外，斑马更是能及时发现150米处的细微动静，相距100米时它们就开始奔跑；相比之下，野马允许对方与自己的距离保持在50米左右，达到15米时才会跑开；

从与人类的关系看，斑马曾经被驯服，但不曾被驯化，它们保持着野性在非洲大陆我行我素。

虽然比马小，但斑马的腿远比马更加有力，有速度、有力量，它们可以以每小时65公里的速度狂奔，也能一脚踢断捕食者的下巴。

斑马在马科成员中，具有最敏锐的“逃跑或战斗”反应，但大多数情况下，逃跑还是优于战斗的选择，这需要斑马每时每刻保持警觉，以便在第一时间察觉到危险所在并及时启动逃跑。

如果迫不得已被猎食者追赶上，斑马便会死命挣扎、剧烈反应，踢踹啃咬战斗到最后一刻。在面对人类狩猎者时，斑马还有“躲避”反射，可以帮助它们避免被套索抓住，所以别说驯服、驯化斑马了，抓住斑马都不太容易。

但是，人类始终热爱挑战，我们并不是没有尝试过让斑马听话，比如19世纪，英国探险者乔治·格雷就曾将斑马从南非进口到新西兰，他在新西兰担任总督期间，特别喜欢坐一辆由斑马拉着的马车；

又比如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沃尔特·罗斯柴尔德，他在上世纪初曾经驾驶着一辆由六匹斑马拉着的车行驶在伦敦街头（他的“坐骑”还包括一只象龟），希望以此证明斑马可以像马那样被驯化，然而驯服和驯化、斑马和马均是一字之差，但都相去甚远。

首先，无论是乔治·格雷还是沃尔特·罗斯柴尔德，为他们所用的斑马均是小马，力量大小、敏锐程度都还远不及成年斑马；

其次，仅仅是骑着、拉着小斑马就已非常费力，想要让力大的成年斑马参与到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就更是痴人说梦了。

驯化斑马的尝试当然不仅限于此，1904年，阿比尼西亚（今埃塞俄比亚北部）国王孟尼利克二世给美国人送了一件特别的礼物：一匹四岁的雄性细纹斑马，人们给它取名丹。

丹从非洲到达美国，它所要迎接的不只是新生活，还有艰巨的任务——被驯化。

当时，伴随着西方世界向非洲的殖民扩张，在交通、农业、通讯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马也跟着人类登上了非洲大陆。

但是人们很快就发现，马难以适应新的环境，尤其是在采采蝇、锥虫病等的侵扰下，马很快就会丧命。

既然带去的马不行，那就试试当地的“马”，可是此马非彼马，非洲大陆上的斑马不仅体力耐力好，还天然适应非洲的气候，更重要的是无惧采采蝇、锥虫病，于是人们开始了尝试。

比如，在当时德属东非驻扎的德国军队，就试图通过让雄性斑马与雌性马、雄性斑马与雌性驴杂交，培育出能够抵抗通常会消灭进口马的疾病的杂交种，丹所要承担的也是类似任务。

人们希望通过让丹与家养的马或者驴杂交，达到驯化斑马的目的，但是事情并不顺利，攻击驯养师是丹的日常，而且丹的攻击性并未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更让人们无奈的是丹根本不愿意和其他马科动物杂交，它反感甚至对母马十分暴力，这让人们不得不放慢驯化的脚步。后来在人们的不断努力下，丹与母驴成功交配，母马也接受了人工授精，但是无论是哪种情况下产生的后代，均拥有如丹一样的野性且无法生育，这无疑是对驯化最沉重的打击，实验以失败告终，丹被送进动物园度过了余生，并于1919 年 12 月 14 日去世。

欧洲殖民者在一次次驯化斑马的尝试中败下阵来，他们发现斑马不是“穿着条纹衫”的马，既难以靠近，又软硬不吃，最终不得不放弃。

事实上，马和斑马早在400万到 450万年前就已经从共同的祖先分化出来，走上了各自不同的演化之路，也逐渐适应了完全不同的生存环境。北美和欧洲的野马，最初被当作食用动物饲养，在与人的互动中，野马习惯了人类的存在，农业出现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马又在运输、战争中证明了自身的价值，这些特质让人类愿意尝试，也能够挑选马群中最为温顺的个体进行繁育和驯化，并取得成功。

然而，身处非洲大草原的斑马，需要提防的猎食者太多，狮子、猎豹、鬣狗都不好惹，为了保命，斑马不仅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还得有力量、有速度、有瞬时反应的能力，与之相应的就是抓不牢、捉不住、靠不近。

与此同时，斑马群体没有什么长幼尊卑的等级制度，每一个个体都是自由自在、不受束缚的灵魂，人们根本无法对斑马的行为进行预判，这对驯化来说也是十分不利的。

最后有一个有趣的事实，被人类驯化了的马虽然被当作坐骑、帮人类驮负重物，从某种意义上是“出卖了尊严”，但同时它们也过着相对安全和舒适的生活，全球马匹的数量大约为6000万匹；而难以驯化的斑马，虽然狂野，但却需要分分钟为生存而努力，如今它们的数量大约是80万匹。

因此可以这样说，驯化对人、对动物都不简单，不是用好与坏就能概括的，它更像是一种双向选择，不是“为什么不”的问题，而是“你情我愿”才能成的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