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至今75年有余，中日关系历经无数暖春和寒冬，但是这段漫长又短暂的战争记忆始终是彼此的心结。

在赤裸的战争罪行面前，日本总是含糊其辞、避而不谈甚至矢口否认。对外行为的背后必然暗含着国内政治的逻辑，梳理日本战后国内左右翼政党的斗争历史，或许能给国人理解日本的“顽劣”提供一个新思路。

日本在二战中的失败，对于从明治维新以来就坚信“皇军必胜”、“天佑皇军”、“战无不胜”的日本统治阶级和长年被卷入战争漩涡的日本国民来说，犹如晴天霹雳，许多人陷入惊愕、困惑和不知所措的情绪中。

长期受到军国主义的洗脑，不少人仍抱有顽强抵抗到底的信念，对战败的结局缺乏思想准备。

他们被建构的精神世界瞬间崩塌，传统、道德、伦理、规范化为乌有，加上穷困的现实处境，人们无所适从，为了生存也开始不择手段，社会集体“失范”，他们需要寻找下一个寄托。

统治阶级同样寝食难安，在投降和被占领的情况下，日本资产阶级的命运也难以预料，日本垄断资本主义濒临最大的生存危机。

美国占领军以联合国军的名义进驻日本后，麦克阿瑟就明确宣称占领日本的终极目标是“确保日本今后不再成为美国的威胁，不再成为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因此，美国占领日本初期的对日政策是非军国主义化和民主化，并陆续采取了诸如解散日本军队、逮捕战犯、剥夺军国主义头目和职业军人的公职、整肃一批极右政界人物、恢复日本共产党合法地位、鳃散财阀、实行土地改革、制定新宪法，推进民主化等一系列措施。

随着民主化措施的逐步实施，日本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战前受到镇压和压制的日本左翼势力得到空前发展，其中日本社会党、日本共产党的发展最为迅速，也最为引人注目。

与此同时的欧洲和亚洲，分别出现了多个人民民主国家，社会主义已然超出了一国范围，苏联的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影响力日益扩大。

在此背景下，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其他工人党的威望直线上升，党员人数激增。西方国家共产党力量的增长和工人运动的发展，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为左翼势力在日本的蔓延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日本共产党于1922年7月15日成立，战前，日共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对内进行了反抗统治阶级的血腥镇压，对外主要进行了反对天皇专制政府发动侵略战的斗争活动。

但是日共一成立，就立即遭到了统治阶级连续六次大规模的残酷镇压，到1935年，日共中央领导除了个别流亡国外外，其余全部被捕或被杀，各级党组织基本被毁。日共有组织的斗争活动不复存在，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二战结束。

在二战后重建的日本共产党通过发动群众与开展工人运动和大众运动而得到快速发展。在战后第一次大选中，日本共产党就有五人当选议员。这样，日本共产党从建党以来第一次公开进入议会，使议会斗争与议会外的群众斗争结合起来。

社会党于1945年11月成立，是之前反对右翼的组织组合而成，人数众多，其主导思想是民主社会主义，主张多党制，以相对温和的途径在议会为人民发声。

由于斗争方式的根本性差异，日共并没有与社会党合并。但是战争刚结束，作为左翼政党，他们的任务基本一致，组织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向资本家和财阀争取更多利益。由于声明拒绝使用暴力革命，相比共产党的艰苦斗争主张，社会党获得更多的支持。

在1946年的战后第一次大选中，日本社会党就成为第三大党。在新宪法实施后的1947年第一次大选中，社会党成为第一大党。正是通过这次选举，日本社会党组成了以片山哲为内阁总理的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

尽管片山内阁存在时间不长，但其对日本实现社会主义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和探索。

更重要的是，社会党政权的存在反映了社会主义势力在日本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能与保守势力相抗衡的新兴力量，从而极大地推动了日本民主化进程，有力地促进了日本竞争性政党政治的发展。

片山内阁之后，日本社会党陷入左右之争。随着工人运动、群众运动的蓬勃开展，左派势力得到快速发展，并成为社会党的主导力量。在共产党和社会党的组织下，全国有七千多个工会成立，工人运动如火如荼。

规模最大的一次工人运动发生在1946年的五一劳动节，当时两百多万人参加东京大游行，导致执政的自由党内阁官员被迫逃离。游行声势浩大，如果没有美军的干涉恐怕将会颠覆政权。但是，工人运动也为劳动者争取到了大量权益，包括工资、工作环境以及假期等等。

二战中的日本在给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造成巨大损失和灾难的同时，自己也遍体鳞伤、千疮百孔。但是冷战的开始和朝鲜战争的爆发是一支催化剂。

此时的美军需要日本的资本力量快速转化成经济和军事实力来对抗亚洲的共产主义，美国的对日政策从开始时消除和削弱日本这个“潜在威胁”，转变为在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全方位扶植日本，使日本成为美国在亚洲地区推行霸权主义政策的主要帮手。

在经济上，美国取消了日本的战争赔偿，先后采取了“肖普劝告”和“道奇计划”来加快恢复日本经济。在朝鲜战争期间，日本作为大后方，接到了大量军事订单。与此同时，人才、技术以及原材料从全世界输入日本，工业机器开始运转，瞬间激活了日本经济。

在政治上，对日本右翼的抑制变成了扶植，重新武装日本，保留天皇制，释放大量在押的战犯，并让他们成为右翼政党的领导人。

在美国改变对日政策后，战后初期受到整肃的日本右翼分子开始回归日本政坛。以岸信介、鸠山一郎为代表的日本右翼保守势力开始主张修改宪法、重新武装，把日美安全条约修改为日美对等的条约，实现日本的独立、自主。

不仅如此，随着以各保守政党合并组成的自民党在国会中占绝对优势地位，保守政府尤其是岸信介内阁更是肆无忌惮地破坏民主，其反动性、专制型的本性暴露无遗。

到1952年，有近20万被解除公职或监禁的战争罪犯被扶上原职，日本的右翼彻底复活，成立了270多个右翼团体，在财阀的支持下表现出空前的团结，也拉开了日本左右翼势力斗争的序幕。

以社会党为主的革新势力与以自民党为代表的保守势力在重新武装与非武装、护宪与修宪、民主与反民主等重大问题上产生严重对立。正是这种革新与保守的对峙，形成了战后日本政治的“五五体制”。

在这种体制下，以社会党为代表的革新势力始终占据日本众议员三分之一以上的席位。正是由于以社会党为代表的革新势力的存在，自民党才不能为所欲为修改宪法。随着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盟军总部加强了对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的镇压。

由于意识形态产生的偏见与歧视以及共产党在战后群众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盟军总部不再视共产党为民主化的催化剂，而是将共产党所领导的罢工视为公然对抗盟军的“破坏活动”，随即公然与日本左翼为敌并展开镇压。

盟军总部在解除对军国主义分子和右翼分子整肃的同时发动了针对共产党的“红色整肃”。1950年5月，因为占领军要将大学中的左翼人士全部赶出教育系统，学生和工人全面抵抗，随后演变成学生运动，美军将此定义为暴力事件，逮捕定罪数人。

日共立刻发表抗议说明，但是麦克阿瑟以此宣布日本共产党是暴力非法组织，下令立刻解散，赤旗报的主要印发人员也被强行免职。战前日共的悲惨命运再次重演，日本右翼政府被赋予审查权力，2万多名共产党员被从政府部门清理。

日共在重压下反应过度，德田球一修改之前和平革命的方针，采取了武装战术，其中之一就是“山村工作队”，这是因为他们认为山林地带没有经过农地改革，还有机会通过佃农来发动革命。

因为中国的革命是成功的，所以试图模仿毛泽东的战术，也有许多学生参加了这场运动，日共就此走上了极左的“冒险主义”的道路，其结局是日共在议会的全部议员被尽数驱逐。

1952年5月1日，日共组织了全国各地四百万人举行盛大的群众示威运动，反对政府的《防止破坏活动法》，东京就有50万人参与游行，但是自由党的吉田政府出动1万警力，直接用实弹射杀群众，造成了五百余人受伤，9人惨死。

这次示威行动再次以失败告终，由于日共没有机会也没有空间发展自己的武装力量，因此一旦有武装斗争，人民首当其冲，也不可避免损失惨重，在这种情况下，屡次的失败也使得共产党逐渐失去了民心。

1955年朝鲜战争结束两年后，日本右翼为了巩固势力对抗国内的社会主义，两大右翼政党自由党和民主党合并成为自由民主党，人数超过社会党成为日本第一大党，在紧接着的国会选举中拿下467个席位中的298个，成为执政党。

1959年3月，战犯岸信介组成的自民党内阁准备与美国签署新的安保条约，试图修改日本与美国的从属关系，增大了日本要承担的军事义务。由于这一条约的假想敌是包括苏联在内的整个亚洲，日本因此可能成为社会主义阵营核打击的首要目标，日本民众恐慌了。

社会党与共产党联合起来发动了对岸信介内阁的讨伐，在1959年余下的时间里，学生运动此起彼伏。岸信介政府无视所有的反对和压力，在1960年5月19日强行通过法案，法案在30天后，也就是艾森豪威尔访日前夕生效。

岸信介本意是给艾森豪威尔送上一个大礼包，但是没想到在请愿、游行、集会都没有效果之后，更多的群众参与到斗争当中，一系列反安保斗争愈演愈烈。

5月26日爆发空前的国会示威，6月5日，发生了650万人的大规模抗议活动。6月10日，群众包围羽田机场美国总统秘书，6月15日，580万群众抗议条约签字和美国总统访日。

就在美日双方签字当晚，7千多名学生冲进国会大厦，与3千多名防暴警察发生冲突，导致数百人受伤。6月19日条约生效当天，33万人围堵国会，但被国会警察阻挡在外，条约还是生效了。随后岸信介内阁主动辞职。

反安保运动是日本战后最大的左翼运动，超过一亿人参与其中，再次经历失败后，人民信心丧失，日本的社会主义斗争就此消耗殆尽。战后的第一大党社会党从此消沉，在内部分裂中，退出日本政坛，并于1994年解散。

日本共产党在反动势力的压迫下，不断修改党章，已然面目全非。但是左翼运动终究是打破了美国绝对控制日本的美梦，资本家和财阀为社会创造了足够丰富的物质财富，惠及生活底层的民众，他们也不再具备斗争的动力。与安定和繁荣相伴随的是停滞和固化。

美国是日本左翼力量的命运安排者，战后日本左右翼的斗争史也是美国这一“编剧”和“导演”精心安排的剧目。战后初期，日本左翼势力是美国得以推行民主化改革的工具之一，同时其发展和壮大也是美国在日民主化改革的结果。

随着冷战在亚洲的蔓延，意识形态是所有政治活动的参照系，日本成为美国在亚洲抵抗共产主义的桥头堡。

一方面，法西斯残余的右翼保守势力所代表的资本主义力量天然地成为美国信赖的对象，另一方面，社会党、共产党和其他学生工人运动等左翼力量就成为了打击的目标，并从此一蹶不振。

战后的日本政治是美国全球战略变化的直接反映，二战中叱咤风云的日本在如今的日美同盟中是依附性的存在，这反映了日美同盟的不平等性。

虽然内部派系丛生，但在美国扶植下成长起来的右翼政党自民党在日本政坛中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与战前的军国主义一样，他们尊崇天皇，保护财阀和垄断性资本，只是对战争的热情已经消失殆尽。遗憾的是，当前的和平主义并非来源于对过去战争记忆的深刻反思。

今天我们经常不自主地拿战后的德国和战后的日本做对比。作为二战中最强大的两支东西方法西斯力量的代表，日本和德国在战后对于这段给人类带来沉痛记忆的历史却表现出异常迥异的态度。

德国总理可以跪在犹太人屠杀的纪念碑前深刻反省，而日本却在修改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许多人将其简单归因为民族性，但这无关道德高尚或卑劣。

政治虽然是人的政治，但是并不像人一样具备自觉反思的能力，更何况在缺乏教化的情况下，并非所有人都天然地具有反思能力。

与日本不同，德国的纳粹党对于后来占领东西德的战胜国来说，丧失了利用价值，被彻底清除，东西德的政府也是盟军塑造的全新政府，其立场当然要与之前的纳粹党决裂。但是如今的日本右翼势力是战前军国主义的继承者，否定过去意味着否定现在的自己。

从历史来看，二战后，当欧洲强权一方面正式撤出他们的殖民地时，另一方面他们在殖民地残存势力，同时在重新建构一种不同于以往殖民通知的非正式的帝国控制。

欧洲殖民属地的瓦解，激起了殖民地母国知识分子与当权者的政治论辩，有些时候甚至导致了严重的政治危机。然而，《波茨坦宣言》让日本彻底失去所有的殖民地和占领地，并将日本的主权范围限定在本州、九州、四国和北海道。日本帝国就这样消失了，无声无息。

日本二战的军事失败以及随之而来的美军占领，反而阻止了日本去回顾和反思战争事实。因此，日本很方便地逃脱了任何有关其战争责任的讨论与论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