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我国大连发生过一起重大的飞机失事案件。

这次空难中，包括乘客和机组人员在内，共112人全部遇难。

空难发生后，警方确定嫌疑人的过程出奇迅速。

普通乘客在乘机时，一般只会购买两种保险：航空意外险和延误险。

而失事飞机上的一名乘客此前在短时间内，从多家保险公司购买了7份意外险，保金合计超过160万元。

纵然这位客人也已经身亡，却不得不让人生疑。

这位乘客，很快便成为了警方重点锁定的对象。

随着案件的展开，一则令人唏嘘的故事拉开了帷幕。

该可疑的乘客名叫张丕林，辽宁大连人。

他毕业于南京大学物理系，在校期间品学兼优成绩一直名列前茅，1987年本科毕业后顺利成为本校物理系硕士研究生。

三年后拿到硕士学位，并被分配到大连市公安局户籍处，担任计算机系统相关工作。

后来由于一些特殊原因离职，成为一名商人，自己开了一家家装公司。

按照这种经历来说，张丕林的人生可以说是顺风顺水、羡煞许多人。

然而，一年之后的他突然成为了一个震惊中外的重大空难制造者。

这样想来，实在是匪夷所思。

2002年5月7日晚上20时36分，由北京首都机场飞往大连周水子国际机场的北方航空CJ6136次客机准时起飞。

此次航班飞行时间大约50分钟，机长王永祥是飞行时间超过11000小时的经验丰富的飞行员，并且担任着北方航空公司训练科科长。

副机长陈锡明飞行时间也已超过3300小时，技术精湛实力过硬。

当天晚上天气状况良好，按道理根本不可能出事。

可意外还是发生了。

晚上21时20分，客机准时进入大连空域。

周水子机场塔台已经和机组人员取得联系，开始指示飞机进行降落。

机长王永祥熟练地抬起副翼，降下升降舵，松开油门。

飞行高度从12000米下降到6000米时，距离指定的机场跑道只有10公里了。

21时22分，飞机客舱内多名乘客不约而同，按响了服务铃。

空乘人员马上进入客舱后，发现客舱内浓烟滚滚。

空乘在排查后，发现在客舱尾部燃起一团大火。

此时，后排乘客已经开始骚乱，纷纷解开安全带捂住口鼻，向客舱前方逃跑。

空乘马上向机组报告：“客舱尾部起火了！”

21时23分，机场塔台收到机组报告：“飞机客舱失火，火势严重，浓烟已经充满客舱。”

此时飞机高度已经只有不到3000米，距离降落跑道只有5公里，塔台已经可以远远看见空中拖着滚滚黑烟的飞机了。

随后塔台指示：机组尽快降落，地面会安排好消防部队，降落后第一时间可以进行扑救和疏散。

21时24分，塔台再次收到消息：“机舱进火，烟雾已经影响视线，客舱内已有乘客昏迷。”

此时的飞机内部已经陷入混乱，客舱内多处起火。

乘客们纷纷离座躲避火源，向机门方向逃生。

狭长的走廊上拥挤不堪，踩踏、昏迷等现象已经无法控制，有限的救火手段也是掣肘难行。

比这还要严重的是：无序的逃生导致飞机重心迅速前移，机身瞬间失去了平衡。

在这局面下，机组人员最为着急。按照目前的失控局面，准时降落已经不可能。

不仅如此，猛烈的火势如果到达油箱位置，随时会发生爆炸。

没有人能预料爆炸会发生在半空还是地面，如果是地面，带来的损失将会严重百倍，但哪怕是半空，也是毁灭性的后果。

机长王永祥在危急时刻，做出了最后决定：

不在机场降落，而是继续向前进入渤海海域，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伤亡。

于是，他马上降下副翼，后拉驾驶杆，让飞机停止俯冲。

随后，飞机飞过人民广场、飞过中山广场、飞过石油七场，进入渤海上空。

而机场塔台，再也没有收到机组的任何信息。

此时，北航总经理姜连英已经匆匆赶到公司。

他在飞机失事的第一时间就接到了电话。睡衣朦胧的他瞬间犹如雷电激过身体，大脑一片空白却又强撑着没有倒地，然后穿着睡衣就冲出了门。

塔台向他汇报了飞机目前的情况：

飞行高度重新回到4000米，目前已经飞过机场范围，向着最近的海域飞去。

姜连英的心已经跳到了嗓子眼，他明白了机组人员的计划。

为了降低事故带来的损失，这无疑是最好的办法。

可是，前方是繁华的商业区和居民区，周围还有金家街、甘井子、梭鱼湾、钻石湾、蟹子湾五座公园。

现在正是晚饭过后人们在外乘凉消遣的时间，万一失控的飞机冲向这片区域，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姜连英急得团团转，豆大的汗珠止不住地往外冒。

不过目下情况实在不能急躁，他马上联系警察和消防部门，说明了情况，希望马上组建一支海上搜救队伍，并尽快疏散海边民众，以免发生意外。

与此同时的飞机内部，火势迅速蔓延，部分线路已经遭到损毁，尾翼和引擎失去控制。

几秒钟之后，机身突然向右侧倾斜，机头部分承重达到上限无法抬升。

紧接着，机身断为两节。

万幸的是飞机已经脱离陆地上空，朝着渤海面冲去。

21时44分，在塔台收到失事报告21分钟后，随着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和滚滚浓烟，飞机砸到海面上，掀起数十米高的水墙。

附近海域中渔船上的渔民目睹了这起生平未见的事故，随后马上向搜救中心报告了具体位置。

救援人员赶到飞机降落海域时，这架麦道A82型客机已经缓缓沉入海底。

漆黑寂静的海面上，零星散落着各式各样的行李、衣物，还有来不及收拾的餐盒纸屑。

冰冷的海水吞没了除此之外的一切重要物品，仿佛硬生生吞没了人们不安躁动的心。

一弯新月静静笼罩上空，海水也出奇的静谧，没有风声，没有呼救声，没有哭喊声。

如果空气中没有浓烈的油烟气味的话，这确实是一个安静闲适，美轮美奂的夜晚。

救援队的警报声、马达声、高音喇叭刺耳的啸叫打破了一切。

这是一个刻骨铭心的夜晚。

警方前后出动了40多艘大型船只和不计其数的小型船只，17742人次参与救援，经过33个小时的努力。

最终，搜救队无奈给出最后的结果：

全机112人，包括9名机组人员，96名中国籍乘客和7名外籍乘客，全部罹难，无一幸免。

结果是有了，但搜救行动一直持续了6955个小时。

北航总经理姜连英心如死灰，该如何面对112名遇难人员亲属的诘问？该如何承担这么多无辜生命的骤然消逝？该如何向社会各界解释如此严重的事故？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唯一的办法就是坦然面对。

公司上层领导开展了紧急会议，决定先彻查飞机失事原因，首先给遇难者亲属和社会各界一个交代，然后开始进行下一步的善后和赔偿任务，最后解决对以后工作的部署问题。

调查团首先联系了该航班工程师潘明奇。

他是从空军转业过来的，曾获得过军区级“十佳飞行员”的称号，是一位非常可靠的娴熟工程师。

他表示，该飞机在3月27日到4月2日期间进行了一次5A级检修，因此飞机各部位均会正常运行，没有骤然起火的可能。

随后联系了首都机场地面，得到的消息是在飞机起飞之前对飞机携带的行李和燃油质量进行检查并记录，都在正常标准之内。

如果一切都正常的话，为什么会突然起火呢？

理论上飞机内部起火的原因只有三种：

燃油质量不纯导致油泵失灵；飞机燃油泄露后接触高温或明火；烤箱温度过高起火。

燃油已经由首都机场地面证实，没有质量问题；工程师的结论是飞机各部位状况良好，不可能无端泄露燃油；那么，就只有烤箱了。

然后，就只能等待打捞队伍了。

几天后，随着烤箱被打捞上来，调查组发现烤箱并没有着火痕迹。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

就在这时，打捞队又传来新的消息，他们找到了飞行记录器、座舱交谈记录器和黑匣子。

通过这三个物件，可以读取机舱内机组人员的全部交流记录和对外通话记录。

也就是说，根据这些记录就能够了解失事时飞机内发生的所有情况。

经过分析，调查组知道了当时火源出现在客舱尾部：

先是滚滚浓烟引起骚乱，有限的扑救工作并没有阻止火势蔓延，后来客舱多处起火逐渐烧到机舱后，飞机失控。

客舱尾部起火，就不会是机械问题。

因为所有的线路都在地板下面。如果是机械问题导致的话，机舱内会第一时间发现问题，不可能是客舱起火后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才被发现。

排除飞机机械问题、机组人员操作失误问题、天气原因，所有人都想到了最不愿意面对的情况。

“5·7”空难事故处理小组负责人、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副局长闪淳昌在7月31日，对外表示：

空难原因基本排除北航机组人员和天气问题。

消息一出，遇难者家属和外界人员顿时人心惶惶，排除这两种原因的言外之意不就是：人为原因吗？

“5·7”空难发生后的第四天，事故处便开始了遇难者遗体认领和善后赔偿工作。

几个月下来，已经找到的214份遗体及尸块样本，均由经DNA验证后的88位亲属悉数领走并火化。

该次航班中购买了航意险的44名乘客，也得到了应有的赔偿和安抚。

只有一个例外，那便是张丕林的遗体。

遗体被找到后，就马上在4℃的冰柜中进行保存，除正常的检查外任何人不得靠近，包括张丕林的家属在内。

而他购买的7份航意险也被要求暂缓赔付，其家人被告知：需要在查清事实和认定责任后按有关规定进行办理。

于是，张丕林的家人在惴惴不安中度过了整整7个月后，终于得到了最终的回应：

调查认定本次空难系张丕林纵火造成！航空及保险公司对张丕林的遇难不予任何赔付。

尽管对这个结果早有预料，但张丕林的母亲和妻子还是全身瘫软欲哭无泪。

不仅是他们，所有人想不通他纵火的原因。

张丕林的妻子李某是江苏连云港人，曾在南京大学哲学系就读，在校期间认识了张丕林并确定恋爱关系，后来也去了大连参加工作。

张丕林研究生毕业后，在大连市公安局户籍处工作。

后来因为分不到住房，辞职去一家电脑公司工作，1993年两人在大连结婚，两年后育得一子。

张丕林在新公司不断升职加薪，还如愿以偿分得一套房子。

同时，李某的事业发展也很好，两口子的收入在当地能过得富足，夫妻俩的生活质量越来越好。

张丕林在2001年，突然辞职下海，自己开了一家家装公司。

经过一年的苦心经营，已经小有所成，员工发展到十多名，业务也逐渐多了起来。

五一假期期间生意很好，新增了十个订单。

根据张丕林的哥哥介绍，张丕林并没有太多债务上的压力，最大的欠款是材料公司的3.3万元 这对张丕林公司目前的状况来说，根本不算问题。

其次就是车贷和新买了一套房子的房贷。一个月加起来也就是几千块钱，对于收入不菲的张丕林夫妇来说这也不是难事。

照此看来，张丕林并没有蓄意骗保的动机。

可是调查组基本确定是人为纵火后，依然认为他有作案动机，原因有二：

首先，一个事先购买7份保险，保金累计高达160多万元的乘客很难逃脱嫌疑范围；

其次，张丕林当天在飞机上的座位，就是在客舱的最后排。也就是说，最初的火源就在他的座位旁边。

经过遗体的比对后，发现他的烧伤情况是最严重的。

那他为什么要恶意纵火呢？

遇难者家属和对此事比较关心的民众不敢相信：

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年过40，已经是7岁男孩的父亲为何会做出如此疯狂且残忍的事情？

妻子李某表示，事发前张丕林也没有什么怪异举动，每天早上九点出发去公司上班，一直忙到晚上九点回家。

回家后，他会陪儿子玩，一切都很正常。

案发4天前，他还开车带着全家人，去了大连海滨路游玩。

唯一奇怪的是，他去北京这件事，妻子完全不知道。

据李某回忆，案发当天早上他照常9点从家里出发，走的时候也没有交代自己要去北京的事。

晚上七点多，他突然打来电话说自己在北京，准备乘飞机回大连。随后收到了他发来的短信，是航班号。

根据线索，调查员很快去了张丕林的公司。

根据公司员工回忆，那天中午张丕林突然说要去北京索要一笔四万左右的欠款，回来后给员工发工资。

到达北京后，他停留了几个小时，晚上还给施工队打了电话，问了工程进展。

至于他在北京发生的事，公安部门也进行了调查，但详情并不清楚。

那么，公安部门最后是如何确定张丕林就是纵火者的呢？

在首都机场，调查人员调取了当天的机场监控，找到了张丕林的全部行动迹象。

在安检X光机器留下的影像记录中发现：张丕林的包里装了5瓶可乐，其中一瓶的颜色有略微不同。

经过各种饮料和液体的比对后，确定那瓶特殊的可乐瓶中装的是汽油。

根据对张丕林遗体的检查，发现他的右足、右侧大腿以及右侧臀部、背部烧伤程度严重，左侧身体部位烧伤程度较轻。

由此，专家确定：在整个燃烧过程中，张丕林始终没有离开座位，一直保持着固定坐姿！

另外，客舱和机场内其余死者绝大多数死于一氧化碳中毒，只有张丕林和靠近后排的几名乘客死于严重烧伤。

种种证据都倒向最后的结论：

张丕林乘机时携带了汽油，并在座位下纵火，导致了这场空难的发生。

张丕林的家人在2002年12月6日下午，被召到大连市中山公安分局。

家人被告知了调差结果后，终于见到了张丕林的遗体并领取了死亡证明。

两日后，张丕林的遗体在大连殡仪馆进行火化。

震惊中外的“5·7”空难案件至此，终于告一段落。

案件虽然结束了，但很多事情却永远无法磨灭。

首当其冲的，便是遇难者家属的心灵创伤，尤其是24具没有找到的遗体的家属。

这对他们来说，是尤其难以承受的沉痛打击。纵然得到了赔偿和安抚又怎么样呢？生命消逝永远无法复还。

而北航也遭受了巨大的损失。除了了一架正值壮年的客机，然后更有机长王永祥、副机长陈锡明以及其他机组成员的生命。

这一切后果又该由谁来承担呢？

俗话说“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如今纵火者自己也已殒命，还能要求他偿还什么呢？

经过几个月的善后工作，政府和航空公司付出了难以想象的代价，总算是让这起惨案有了交代。

生命只有一次，时光无法倒流，历史的车轮永远不会停止。

但前车之鉴亦是后事之师，“5·7”空难的发生为整个航空行业带来了血的教训。

除中国民航总局总结了此事件的深刻经验外，国家也拨款8亿元进行了安全保障系统的建设，主要用于飞机机舱改造、假装机载防撞系统、添置货运安检设备和案件流程改造等方面。

值得注意的是，在“5·7”空难之间，安检流程对乘客携带饮料的规定并没有严格规定，甚至允许每位乘客携带两瓶白酒乘机。

自此之后，机场安检禁止任何乘客携带饮料等液体通过，甚至需要脱鞋检查。

在铁路、地铁等出行方式的安检过程中，乘客携带饮料也必须现场喝一口才得以通过。

犯罪心理永远是一项复杂的课题，人心的险恶也是难以衡量的。

只有通过法律的约束和各种细致全面的安保工作进行改善，才能尽量减少人为制造灾难的发生。

同时，这也需要我们每个人的自我约束和互相监督。

参考资料：

卢嵘.《张丕林：纵火制造大连空难》.[J].山东消防.2003.（01）

张明祥.《冷静应对重大突发事件——“5·7”空难采访有感》.[J].记者摇篮.2002.08

张建伟.《寻找灾难的源头和秘密——大连“5·7”空难搜救采访散记》.[J].军事记者.2002.06

吴新.《“5·7”空难是张丕林纵火破坏》.[J].民防苑.200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