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鹅收到鸭、迟迟不发货、售后玩消失、平台在“装睡”……直播带货频频“翻车”引发争议不断

直播带“祸”，这事归哪个“法”管？

6月8日，浙江义乌一家供应链平台邀请一名主播带货。 记者 吴凡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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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直播带货的兴起，货不对板、质量堪忧、售后维权难等投诉逐渐增多。业内人士透露，直播间刷单炒信已形成一条黑色产业链；一些主播带货前不看商品质量，和商家一起欺骗消费者，而平台为了保流量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前针对直播带货还存在缺乏监管、处罚力度不够等问题。

号称卖的是“草原鹅”，到货后才发现是普通鸭；热销的阳澄湖大闸蟹其实是口感并不相同的“状元蟹”；主播在直播里称推荐的产品获得“诺贝尔化妆学奖”……

受疫情影响，今年的直播带货又火了一把。而抛开滤镜、卸掉美颜后的一些网红单品在到达消费者手上后，出现货不对板、质量堪忧、售后维权难等广受诟病的问题。直播带货频频“翻车”，主播、商家、平台，谁来担责？直播带货中的乱象如何规范和监管？

80克的蛋黄酥到手变45克

6月3日，有网友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一知名网红直播间看到其展示的蛋黄酥个大饱满、色泽光鲜，但该网友购买后收到的实物却是“卖家秀与买家秀的区别”：货不对板，大小严重缩水。

对此，商家解释称，6月3日售卖的是45克/颗定制款，与常规款80克/颗不同，价格也便宜了许多。不少网友并不买账，有人评论认为该直播存在虚假宣传，称收到的蛋黄酥不仅外皮破碎且味道不好，找到客服投诉后也没有下文。目前该商品在淘宝店铺上已下架。

此类事件并非个例。记者在互联网投诉平台发现，针对直播带货的投诉包括品质没有保障、虚假宣传、一直不发货、售后退款难等问题。来自中消协5月发布的《“五一”小长假消费维权舆情分析报告》显示，监测期内，共收集网络购物类负面信息66798条，网红带货、直播带货成为网络购物新方式，虚假发货、商品质量问题、售后服务问题反映较为集中。

湖南的沈女士经常通过直播买鲜花。她告诉记者，主播会通过下架商品，换个店家或新的链接等方式，使消费者看不到之前的评价，“只能去直播间发言，有的主播让找客服售后，有的主播装作看不见，而有的还会说些难听的话，说你是来捣乱的。”上海的张女士则遭遇一家卖鞋的直播间迟迟不发货，售后客服则玩起了消失。

防范、取证、监管都有难度

据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0年3月，电商直播用户规模达2.56亿，占网购用户的37.2%。

北京市法学会电子商务法治研究会会长、中国消费者协会专家委员会成员邱宝昌认为，互联网的聚集效应、粉丝效应、放大效应使网红主播带货推销商品的作用远超名人代言的广告效果。

“如果对直播带货不加以合理引导与规范，会对市场秩序有很大影响。”邱宝昌指出，一些刷评论、利用无理由退货刷单虚标成交量等行为屡禁不止。

夏雨（化名）在深圳从事MCN机构与商家品牌对接服务。他告诉记者，MCN机构以网红粉丝量、以往带货数据、活跃度等与商家谈合作报价，一般是先收“坑位费”，再加分成比例。

“交10万元的‘坑位费’就保证卖10万元的货，但是不保证退货率。”夏雨说，“有一条黑色产业链专门刷人气和刷单。本质上赚的就是商家的品牌推广钱，然后以带货为幌子让商家入局。”

记者在电商平台和QQ群里都发现有提供刷单服务的交易，业务多样，分门别类“明码标价”。“各种直播间业务，一手价格，低于市场价，真人粉丝互动，刷动态评分……”“真人慢刷粉丝1000个130元，热门播放量每1000个3元，真人评论4元10个”。

种种乱象的背后反映出直播带货缺乏监管、处罚力度不够等问题。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表示，有主播带货前不看商品质量，和商家一起欺骗消费者，“即便事后发现做了封号处罚，也可以很快换个号卷土重来，而平台为了确保流量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北京志霖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占领也指出，主播和商家法律意识薄弱，违法成本较低。此外，直播具有即时性，事前很难防范，事中也很难取证，更多的是事后通过举报、投诉等解决，监管起来也有难度，缺少监管手段和经验。

目前缺乏明确的法律规范和界定

直播带货涉及主播、商家以及平台等多个主体，出现售后问题，消费者到底该找谁？

多位受访专家表示，目前，直播带货没有明确的法律规范和界定，业界也有不同解读。

赵占领认为，直播带货本身虽没有明确的法律定义，但是按照直播带货的表现形式来看，符合电子商务法中所规定的电子商务的概念，受电子商务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广告法等约束。

直播带货“翻车”，主播有没有责任？赵占领分析了主播承担法律责任的两种情况：“一是为自己经营的产品宣传，这种情况下，其角色是产品销售者，若宣传内容虚假，则涉嫌构成欺诈，需承担假一赔三的法律责任；二是为其他商家做宣传，这种情况下，其角色是广告经营者及广告发布者，需要对作为广告主的商家广告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尽到审查义务，否则对此承担连带责任。”

在朱巍看来，现有的电子商务法没有区分网络服务提供者和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他认为，直播平台表面上是网络服务提供者，但在实际操作中，一定程度上可转化为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主播身份也从网络服务使用者成为平台内经营者。

“但这一部分在法律上并没有明确规定，销售行为中的宣传是否算广告行为、平台责任如何划定也有争议。”朱巍建议，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牵头制定具体的实施规范，将社交电商、直播电商等新业态纳入，按类别详细划分，对平台进行分类监管。

今年4月，58名网络主播被禁止5年内在全行业注册和直播，黑名单制度成为拉紧行业规范的第一道防线。6月5日，国家网信办、全国“扫黄打非”等8部门表示将启动为期半年的网络直播行业专项整治和规范管理行动，其中包括对网络直播带货管理规则的探索和实施。

近日，中商联媒体购物专业委员会将牵头起草行业内首部全国性社团标准《视频直播购物运营和服务基本规范》和《网络购物诚信服务体系评价指南》两项标准，或使直播带货有规可循，迎来标准化发展。

“在法律出台之前，行业制定规范和标准规范从业者行为是好的开始。”邱宝昌表示，“但是更需要法律的强制力，不断完善修订相应的法律法规，使之能适应技术的发展和交易形式的变化。”（记者 唐姝 刘小燕）

来源：工人日报